感悟历史：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启示
蔡志荣
郑和下西洋
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。1405－1433年，中国明朝的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， 7次率庞大的舰队沿江、浙、闽、粤海岸南下复西行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，访问了亚非沿岸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1435年（宣德八年），他在归途中客死古里（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）。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每次达260余只,人员2.7万多。 宝船载重量估计为1500吨 ，长138米，最大的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。
哥伦布航海
半个世纪之后，遥远的欧洲接连出现了3个著名的航海人物：哥伦布、达·伽马、麦哲伦，领着他们的小船队，分别向东向西航行，认证了地球是圆形的，发现了未知的大陆，改变了东西方的世界。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只有3只帆船，最大的“圣玛利亚”号仅120吨，长34米 。另两只较小的船只有60吨和50吨。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也只有17只船，最大的船只载重量只有200来吨。
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仅88名水手，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船员为1200—1500人，1497年达·伽马远航印度船队约有170人。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水手总数才为268人。
东西方航海规模比较说明什么？
简单对比折射出15世纪左右，东西方在繁荣程度上的巨大差距，仅仅以造船、航海技术而论，李约瑟也曾对郑和所处时代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在它的黄金时代，约西元1420年，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，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，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，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。”今天的西方学者们也承认，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，郑和所率领的舰队，从规模到实力，都是无可比拟的。
东西方航海目的、影响的比较
同样的航海，中国在技术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西方，可东西方的远洋航行却有着不同的内涵、产生了不同的结果。
君主专制制度下郑和这支“皇家舰队”其实是皇权的宣传队，他们到处粘贴的标语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。
明成祖派遣郑和远航西洋，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，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，恢复洪武初年诸客朝贡的盛况，遂赏封建帝王“君主天下”、“御临万方”的虚荣心。虽然也有顺便解决安南的归顺问题和制服盘踞三佛齐（旧港）的中国海盗及顺访建文帝的下落等动因，但航海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，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，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。
欧洲航海家进行“地理大发现”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。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“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，开辟到印度、东南亚、中国、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，直接与他们做生意”，获得黄金和香料。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航海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。
郑和航海“厚往薄来”的“摆阔主义”是一场大消耗，结果是明财政也从明初的“库藏衍溢”变成下西洋数十年后的“库藏为虚”，官办工业也日渐衰落。官办工业的危机和国库的空虚，使郑和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，并趋崩溃。宣德以后，国势渐衰，已无力远航了。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嘎然而止的重要原因。
相反，15—16世纪的西欧社会在“寻金热”和传教热的鼓动下，具有强烈的海外扩张欲望，航海探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，这是中国航海所无法相比的。当时西欧社会无论是国王、教皇、僧俗贵族、庶民商贾或资产阶级，“个个着了财迷”。其中专制君主“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”，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渴望，更为强烈。因此，西欧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到大洋彼岸意外发财的愿望。对于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，使西方航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，从而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。它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，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感悟：
15-16世纪，东西方历史由封建主义向封建主义的转化时期，制海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，都显得特别重要，直接关系着民族国家的盛衰。郑和之后中国航海事业衰落，而西欧航海蓬勃发展。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兴起以后，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相对衰落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日渐拉大，最终导致近代中国的屈辱。
